他已经远离战场很多年了，可是每当最近他喝醉的时候都会穿上那双旧军靴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像一只笼里的困兽。坚硬的鞋底痛击房间里破旧的地板，我们常常被吵得苦不堪言。
他自己也能看得到，这是最后的时期了。他焦虑地一瓶接一瓶喝酒，成天醉熏熏的，可是他又能做的了什么呢。
后来终于我也接到了从明斯克打来的电话。我去敲他的门，门没锁，他正对着窗坐。莫斯科八月的空气燥热，他却穿的很多，嘴唇颤抖，脸色苍白。
显然他已经得知了消息，也许比我知道的还早。他比往常冷静的多了，我知道他不会怒气冲冲地咆哮，更不会掏出右手抽屉里的手枪指着我。
他吞了口唾沫，嘶哑的嗓子发出声音，张着嘴想说些什么。最终他沉默了，我们相对无言了半晌，我向他告了别，转身离开了。
后来我回到明斯克开始了新的生活。那年圣诞节之后我给他打了电话，但是没接通。我没在意，毕竟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去处理。
几年后某次会议上再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恢复得很好了。他的目光穿过人群，伸手和我打了个招呼。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坐在餐厅，我们克制得聊天，想要回避过去的事，可这怎么能做得到呢。
“这没什么遗憾的，娜塔莎。”他垂着眼睛，一边向杯里倒酒一边对我说。“你看，付了账单，面包就不用排队领了。”
他举起了酒杯。
“敬二十一世纪。”
“敬二十一世纪。”
我回应他。我们像往常一样，把杯里的酒都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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